中国博物馆藏品保护技术发展及成果述评

郭桂香  曹明成

　　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是综合性的应用技术科学，涉及的基础科学和专业技术知识十分广泛，除化学、物理学、生物学外，微生物学、昆虫学、古生物学、药物学、气象学、环境保护学、建筑工程学、地质学、矿物岩石学及冶金、铸造、硅酸盐、纺织、印染、造纸等技术学科，都与文物保护科技密切相关。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不仅是自然科学各学科间的交叉科学，更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间相互渗透的边缘科学。

　　几十年来，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下，在几代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的不懈追求和共同努力下，文物保护科技工作取得了辉煌成绩，有效保护了大量珍贵文物，为文物的合理利用，服务当代社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提供了新动能，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弘扬，实现文化遗产事业又好又快发展装上了新引擎；同时，文物保护技术本身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国际文化遗产保护强国相比，我们已由过去的长期“跟跑”，进入“跟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阶段，部分领域已由原来的“技术受援国”，转变为“技术输出国”。

　　一、回顾

　　1.我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初创时期

　　我国的文物保护科技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国立北京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均于1952年设立文物修整室，配备专职文物修复技术人员，开展出土文物与馆藏文物的保护技术工作。1956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前身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在北京成立，成为我国第一所文物保护技术科研单位。6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河南省博物馆相继设立文物保护实验室，并陆续吸收了一些理工科大学毕业生，从事文物保护科技工作，开始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保护文物的探索，这也是我国真正意义将现代科学技术结合传统工艺保护文物的始端。

　　20世纪60年代，国家文物局委派胡继高、王丹华等人赴波兰留学，学习欧洲文物保护理念和技术，陆寿麟、周宝中、黄克忠、徐毓明、陈中行、奚三彩、李最雄、马家郁等一批大学毕业生到文博单位从事文物保护科技工作，开创了我国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新局面。

1973年2月，成立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同时组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各博物馆的文物保护实验室和修复技术室也恢复工作，并陆续调入科研人员，加强和充实文物保护科技力量，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工作开展奠定了基础。

　　在科研规划与组织协调方面，1960年9月文化部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座谈会，就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及修建文物库房问题进行了讨论。同年10月，文化部邀请有关单位座谈关于防止云冈石雕风化，防止壁画脱落、变色，防止出土文物变形、变质、变色等科研项目的协作问题。1963年，文化部文物局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文物保护科研规划会议，制定了《一九六三—一九七二年文物保护科技发展规划》，这是我国首次制定的文物保护科研规划。

　　在出土文物和馆藏文物的保护技术方面，青铜器有害锈防治、饱水漆木器的脱水定型、藏品的防虫、防霉、防光等科研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传统修复技术得到继承和发展。文物复制技术也伴随陈列展览增多而得到发展，许多珍贵文物如司母戊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盘、四羊方尊等复制品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复制出来，显示出我国传统文物修复复制技术的高超水平。

　　在1978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文物系统共有13项成果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它们分别是：青铜器的腐蚀与保护；已失传的古代防蠹纸试制成功；古代竹简脱水变形的防止与加固；古代漆器脱水变形的防止与加固；照相复制技术；用化学材料加固古建筑朽木构件；用高分子材料加固龙门石窟奉先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云冈石窟的保护；辽墓壁画揭取技术；永乐宫壁画揭取技术；碳十四测定文物年代技术；西汉青铜透光镜原理的研究等。这些成果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初到1977年的文物保护科技水平，是对我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初创期学术成绩的肯定。

　　1950年至1977年的28年，是我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初创时期，主要以传统修复技术和天然材料为主，并且开始了现代科技在文物保护上的探索应用，逐渐开始引入其他领域已成功应用的材料和技术，已具有理性选择保护技术的特征。在组建文物保护科技机构、培养技术人才和制定科研规划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快速上升期

　　1978年至20世纪末，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步入快速上升期。

　　1978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并随着解放思想和“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逐步深入人心，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科学理念、科学方法、科学态度得以恢复，为文物保护科技工作指明了方向。文物保护工作者系统总结之前文物被损的教训，认真学习，明确认识到发展文物博物馆事业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文物保护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手段，明确了发展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是繁荣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必由之路，文物保护科技地位得到显著提高。观念的更新，为我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事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稳固的思想基础。

　　1982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据，对于指导我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国家文物局高度重视文物保护科研工作，陆续制定了《1978－1985年文物、博物馆、图书馆事业发展规划》《1978－2000年文物保护科学技术规划》《1986－1990年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1991－1995年全国文物科技发展规划纲要》等全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1980年，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至今整40周年。它是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学术性群众团体，具有跨行业、跨部门、跨学科特点，拥有广大科学技术工作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发挥了行政部门所不能替代的作用。文物保护科技机构不断壮大，已形成一支文物保护科技力量。90年代初，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与古文献研究室合并，扩充更名为中国文物研究所，下设文物保护修复科技中心。中国历史博物馆、故宫博物院设立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部，承担文物保养、修复、复制、分析检测、保存环境和保护科学的研究工作。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敦煌研究院等也分别设立文物保护科研机构。各省级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所也普遍设立文物保护技术机构，配备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人员，不同程度地配置了先进的分析检测和保护技术处理设备，积极开展文物科技保护工作。

　　尤其是与意大利合作，以意大利环境和文化遗产部“罗马修复中心”模式建设的“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通过引进意大利的文物保护技术和设备，建成了考古实验室、科学实验室和文物修复室，拥有了一整套能够系统地对考古调查、现场记录、抢救性保护，文物材质、制作工艺，文物病害机理进行科学检测分析，对陶瓷器、金属器、彩绘壁画等进行科学保护修复的实验室，基本满足了文物保护前期分析检测的需要，是一所现代化的文物保护修复研究中心。中意合作项目还包括修复技术培训及合作研究，举办文物修复培训班，从科学修复的原则、技巧和现代技术应用上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和实践培训，并结合文物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分析、文物病害机理研究及文物保护方法培训，不仅对现代文物保护理念与我国文物保护实际结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还为我国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储备了优秀人才。

　　1986年4月我国文博系统首次举办了国际学术会议——“亚洲地区文物保护技术讨论会”。之后，国际交流与合作活动日益频繁。1992年起，针对秦始皇兵马俑表面彩绘保护，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与德国文物保护专家合作，组成了由德国文物保护专家佩斯特为主的专家小组，通过德方派遣专家、提供仪器设备和资料及为我方培训技术人员等形式，并在慕尼黑和西安的实验室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在秦俑彩绘保护和修复、遗址保护、石铠甲修复和保护等多项文物保护技术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此外，佩斯特教授积极宣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遗产，提高了我国在世界文物保护方面的声望，推动了中德文物保护科技合作，鉴于此，我国政府授予佩斯特教授2001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这一期间，文物保护科技进步十分迅速，成果显著，秦陵1号铜车马修复技术荣获1997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此外，还有109项科技保护项目获得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科技进步奖。这些科技成果反映了我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在20世纪80－90年代的水平。在109项获奖项目中，属于各类文物保护技术方面的包括修复、保养，共71项，占获奖总项目的65%。急待解决的保护技术问题，也成为科研重点，如饱水竹木漆器的脱水方面有8项成果，占文物保护科技获奖项目的7.3%。

　　1978年至2000年的22年，是我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快速上升时期，科学意识在文物保护中逐步得以确立。大量新技术、新材料的研发，为解决许多文物保护重点、难点问题创造了有力条件。文物科技保护机构和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并在文物保护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

　　3.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阶段

　　2000年至2010年，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个时期，文化遗产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尤其是2006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胜利召开，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了“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指导方针，提出了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战略目标，标志着我国对科技进步和创新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科学技术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事业。提升行业自主创新能力，构建创新型行业也成为文化遗产领域和全体文物保护人员的共同奋斗目标。

　　2002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修正草案，2003年国务院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对文物保护科技规划、文物保护科技成果推广应用、提高文物保护科技水平，以及文物保护修复管理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为我国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00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把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提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来强调，为文化遗产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千载难逢的重要机遇。

　　2001年，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联合启动了“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国第一次开展的全国馆藏文物普查工作，近十年来已取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果。摸清了4个试点省份馆藏珍贵文物的家底；建立了以国家数据中心管理平台等软件为支撑、采集、存储、传述、管理等硬件设施为基础、多级网络节点为体系的馆藏文物数据库管理系统；研究制定了适应数字化工作要求的标准规范；搭建起了现代信息化手段管理文物的思想观念平台和锻造了一支高素质的文博信息化队伍。文物调查项目开启了全国文物基础资料调查、分析、整理和利用的新途径，对推动文物、博物馆事业的信息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002－2006年，国家文物局开展了“馆藏文物腐蚀损失”调查项目，对金属、石质、陶瓷、纸质、纺织品、竹木漆器、其他类（皮革、骨器类文物等）等7大类1470余万件各类材质的各等级馆藏文物进行了普查，全面调查了各单位文物库房和展厅条件、保护修复人员状况、保护修复经费投入、人为因素和突发性自然因素造成的馆藏文物损坏状况等；并对获取的大量数据和资料，进行了梳理、汇总、分析和集成研究，掌握了我国馆藏文物腐蚀状况、文物库房面积、环境控制条件、辅助保管设施、保护修复人员状况、经费投入等基本情况，还对腐蚀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了测算。该项目的实施，为全面了解和掌握目前国有文物收藏单位馆藏文物及其腐蚀状况，分析馆藏文物腐蚀原因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并规范了馆藏文物病害类型分类描述以及腐蚀程度分级标准，引入经济参照系概念，研发了馆藏文物经济价值及腐蚀损失经济价值估算数学模型，研发了统计功能强大的馆藏文物腐蚀损失数据库，建立了动态管理馆藏文物腐蚀损失变化的长效机制。

　　为解决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科学和技术研究面临的基础设施建设薄弱、运行机制和管理体制落后、地域发展不均衡、科技成果推广不力等基础性问题，2004—2010年，国家文物局从全局性、战略性和前瞻性的角度出发，积极开展科技体制创新，依托相关科研实体分3批建立了古代壁画保护、陶质彩绘文物保护、出土木漆器保护、砖石质文物保护、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古陶瓷保护等12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几年间，各科研基地积极参与文物保护修复、标准研究制订和相关科技计划项目的研究工作，在技术标准制定、修复方案编写、文物修复、技术和材料研发、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均取得显著成果，文化遗产保护行业的创新能力和承担重大项目的能力得到了极大地提高。

　　2009年，陶质彩绘文物保护科研基地与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单位联合成立了“陶质彩绘文物保护技术创新联盟”，积极探索文博单位、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的技术创新合作机制，搭建优势互补和成果共享的技术创新协作平台。2009年底，国家文物局与浙江省人民政府联合成立“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区域创新联盟（浙江省）”，作为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探索体制机制创新的试验田，成为促进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优质资源快速流动、充分共享的重要纽带和加快文化遗产保护科技人才队伍整合和壮大的关键平台，为创新成果的产生、转移和扩散发挥支撑作用。

　　2007年国家文物局发布了《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管理办法》和《可移动文物技术保护设计资质管理办法》，建立了单位资质认证制度，其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规范文物保护机构和队伍来提高可移动文物修复的安全性和可靠性，避免因设计和修复单位遴选的盲目性与随意性而导致的不当保护修复行为对文物产生不可弥补的损害。2008年国家文物局认定了首批44家一级、51家二级修复资质单位和37家甲级、30家乙级设计资质单位。资质认定制度的制定和实施标志着我国可移动文物保护工作正在迈向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新阶段。

　　为全力推进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提高文物保护工作的标准化意识和水平，200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成立了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围绕“建立标准化体系、加强行业标准的创新性、构建检测及准入体系、探索行业标准发展战略模式和实施标准化人才培养战略”等开展工作。

为鼓励文物保护科技创新，提高文物保护水平，2004年，国家文物局设立了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表彰在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方面有重要发明创造或者其他重要贡献的单位或个人。2004年、2005年，共有18项科技保护项目获奖，获奖项目既有《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等保护理论的科学研究与实践，也有壁画保护、古建筑维修等文物保护科技的传统强项，有陶瓷分析鉴定等保护前期研究项目，还有对文物修复技术师承制管理新机制的探索。这些获奖项目以点带面，充分体现了几年来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状况，既是对项目研究成果的肯定，更是对参与保护、研究的文物保护技术人员工作能力和水平的高度认可。

　　2006年，国家文物局组织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上海博物馆、敦煌研究院、故宫博物院等单位开展了《文化遗产保护关键技术研究》等4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均取得显著成果。在铁质文物保护方面，系统总结了我国古代大型铁质文物材质和制作工艺，研发了一系列除锈、脱盐、缓蚀和封护的材料和实施方法。在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控制方面，开发了一系列环境监测技术、材料质量预防性快速评估筛选技术和集成净化技术及小型设施等，最终集成各相关技术，研发出了稳定相对湿度、控制或净化污染气体的多功能小环境控制一体化文物展柜设施，确定了质量评价方法并制定了相应的质量检测技术规范，推动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控制技术的发展。在壁画保护方面，改进了空鼓壁画灌浆拖延工艺，研发了高吸水性、高吸盐性脱盐材料，建立了壁画盐分快速检测和脱盐效果评价方法。研发了“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将信息采集、智能预探测、分析检测、现场提取和应急处理与保护5个功能集于一身，为最大限度获取文物出土现场的综合信息、加强出土文物应急性保护能力、推动考古发掘和文物出土现场应急保护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技术和装备上的保障。

　　我们从哪里来，为什么称为龙的传人？我们的家园为什么叫中国？为了追根溯源，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形成历程，科技部与财政部、国家文物局等有关部门密切合作，组织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天文学、古文字学、人类学、科学测年、古植物、古动物、古环境、冶金史、化学成分分析、古人类食谱分析、遥感和遗址的物理探测、科技史等多个学科组成科研队伍，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2001年至2008年，完成了预研究和一、二期研究，以科学的研究和重要的实物证据，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形成及早期发展状况，研究中华文明产生的背景和历史脉络，取得丰硕成果，表明多元中有统一、统一中有多元，是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的内在规律，更是中华文明的生命力与魅力所在。2009年9月，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展“早期中国——中华文明起源展”在首都博物馆展出。

　　培养文物保护科技人才是发展文物保护科学技术最基本并处于首要地位的人力条件。通过师徒相传、举办专题培训班、选派在职人员进修实习、通过正规大学教育培养、在文博界普及文物保护科技知识等途径，使文物保护科技人才队伍从20世纪50年代初的数十人增至21世纪初的千余人，改善了人才匮乏的局面。近几年，国家文物局再接再厉，创新培训模式，结合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专项的开展和最新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充分利用重点科研基地的人员和技术优势，组织开展陶质彩绘、金属、纺织品、纸张等不同材质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培训班，在重视理论知识学习的同时，强调培养学员的动手实践能力。2004年开始，中国与意大利合作的文物保护修复培训班在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举办，分区域、分专业举办不同类型的培训班，如今，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文物科技保护修复人才充实到全国文物保护一线。此外，还通过科研项目，加强与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合作，吸引了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高能物理所、清华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开展文物保护工作。目前，一支朝气蓬勃并掌握专业保护理论、传统技术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文物保护修复队伍已经形成，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物保护科技方面的国际合作全面展开，在新技术研发、成果推广应用等方面开展了实质性的合作。如陶质彩绘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与比利时建立合作关系，获得扬森公司140万美元的无偿捐助用于文物保护实验室建设。砖石质文物保护科研基地与德国慕尼黑科技大学合作开展陕西省金川湾石窟的保护研究。古代壁画保护科研基地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合作，开展了莫高窟洞窟游客承载量、有机染料分析、85窟保护等研究工作。通过国际交流合作，既引进了国外先进的理念、经验、技术、人才和资金，又促进不同学术思想的交流和碰撞，催生了文物保护创新思想，同时也向世界宣传和推广了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理念、技术和方法，大大提高了我国文物保护科技的国际影响力。

　　从1988年开始，盖蒂保护研究所阿格纽教授和他的项目小组致力于我国文物保护工作，先后在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及承德避暑山庄开展了从大环境监测治理到微观环境监测，以及病害分析检测和人员培养为主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与敦煌研究院共同开展的壁画和环境的风沙问题研究，帮助莫高窟建立了全自动气象站，开创了我国文化遗产全面科学监测的先河。针对有壁画癌症之称的酥碱、空鼓病害，从保护现状评估、调查分析、修复材料筛选和研发新的修复工艺等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2004年，他参与的《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和“莫高窟第85窟保护研究”项目分别获得国家文物局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一等奖和二等奖。他本人先后荣获外国专家“友谊奖”和2006年度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在此期间，由法律、部门规章和技术标准构建起的管理制度体系逐渐完善，强调现代科技和传统工艺相结合，注重文物修复的安全性、保护修复的规范性和保护机构的专业性，跨部门、跨行业、跨领域、跨学科的合作机制，多学科融合的保护模式逐步建立，有力提升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

　　4. 文物保护科学技术进入创新发展阶段

　　进入新时代，文物保护科学技术进入创新发展阶段。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创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多次就文物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和批示。他指出，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十九大明确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振兴传统工艺”。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2015—2020年）》，并于2016年4月，组织召开了全国文物工作会议，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利用、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周密的顶层设计。同时，也对科技创新引领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事业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国家文物局等部委分阶段制定规划予以切实贯彻。

　　2011年，国家文物局发布《国家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发展“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以增强行业整体创新能力为战略目标，以整合科技资源、优化创新服务能力为战略支撑，以实施若干重点科技攻关为战略突破，基本形成以技术体系为核心，以组织体系为支撑，以制度体系为保障的行业创新体系。2016年，科技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制定并印发了《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划》，明确以形成满足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领域重大发展需求、解决行业重大问题的系统解决方案为重点，在基础研究、重大关键技术、国产专有装备、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

　　2011年，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大遗址保护行动跟踪研究》启动；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进入第三阶段；在完成总体规划和专题试点研究基础上，由中宣部、教育部、科技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等政府部门主导，实证我国古代重大发明创造的文化遗产的保护研究、展示传播理论与技术研究以及应用示范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价值挖掘与展示”，分农业、水利、矿冶、轻工、纺织、食品、营造、人居环境、交通、机械与仪器、军事技术、医疗技术、文化传播，以及数字化展示等14个主体类项目全面展开，彰显了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交叉融合的大方向。

　　国家文物局联合中国科学院、上海市科委，共同推动的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第一个973项目——脆弱性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关键科学与技术基础研究，经过5年多的多学科联合攻关，于2016年圆满完成了预期目标任务，成果卓著，发表120余篇研究论文，申请20多项专利，阐明了可溶盐对壁画和陶器脆弱性硅酸盐质文化遗产的破坏机制，首次构建了脆弱性硅酸盐质文物原位无损分析体系，建立了以薄荷醇、香豆素以及乙基麦芽酚等日用固体香料为代表的具有梯度熔点的考古发掘现场临时固型材料库；揭示有机/无机结合方式、协同构效、分散剂对材料的调控作用及对保护兼容性的影响规律，建立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材料体系；构建了一支跨学科的协同创新的科研团队。而最重要的则是开创了文物保护基础研究的模式。

　　2012年，与中国科学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针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需求，联合组建科技创新平台，凝炼重大科技问题，开展科技攻关；建立交流与培养机制，推进文物保护科技高层次专业人才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开展文化遗产保护科技前沿战略研究和科学传播活动。合作的展开，有利于打破封闭、拆除藩篱，实现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知识快速流动；有利于进一步焦距国家战略目标，实现在关键、共性问题上的重大突破；有利于构建需求导向的创新链条，实现创新效率的最大化，进而全面提升文物、博物馆行业的整体创新能力。

　　2012年11月，由文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联合组成的文物保护领域物联网建设技术创新联盟成立，积极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新技术革命的创新成果，在文物博物馆行业开展适用性研究；在智慧服务、智慧保护、智慧管理等方面形成一批系统解决方案；探索基于知识组织的元数据标准体系建设。这是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以行业发展需求和技术创新应用突破为基础，以提升文物保护和产业技术创新能力为目标，服务于文物保护领域的物联网技术联合开发、创新应用、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全国性战略合作组织，为我国文物保护领域物联网建设的融合创新发展提供了一个汇聚资源、共同发展的平台，对于我国乃至世界文物保护事业的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012年，针对文物保护装备适用性差、技术含量和集成度低等问题，国家文物局与工信部签署了《共同推进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合作协议》，共同构建“制造商+用户” “产品+服务”相结合的产业发展新模式。一批自主研发的文物保护装备在文博单位得到了示范应用。例如，中国航空规划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研制的馆藏文物防震系统，在乐山金口河5.0级地震中，有效保护了雅安博物馆馆藏文物；中国电科集团在布达拉宫实施的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验证了我国文物保护装备在高海拔、大温差环境下的高适应性和高可靠性。同时，积极推动产业集聚，在重庆设立首家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基地。

　　2015年，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协同工作平台成立，标志着我国跨入了现代化技术装备全面支撑文物保护事业的新阶段。协同平台如同一只“文博天猫”，以政策调控为手段，不断规范市场；以市场法则催化制造企业的自身发展和资源整合，着力营造开放式协同创新环境，促进文物保护装备产业规模化。

　　2015年，国家文物局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凝练文物保护领域基础研究的战略需求，吸引、培育和集聚一批文物领域高水平基础研究队伍，不断提高文物科技领域的基础研究水平与能力。2016年，共有81个项目获得自然基金委的资助。

　　这个时期，国际舞台上的中国文物保护科技之声越来越响，合作交流多维度深化。其中，国家重点科研基地发挥了龙头作用。古代壁画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利用课题、项目，长期开展与美国、日本、英国、瑞士等国的科研机构合作，学到了国际上先进的保护理念和技术，形成了一整套保护莫高窟文化遗产的科学程序和方法，建立起了包括文物本体和载体保护、赋存环境监测与保护、文物保护区安全防范等在内的全方位科学保护管理体系。如今，开始用他们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国家和地区开展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项目。陶质彩绘文物保护科研基地和比利时杨森公司、西安杨森公司合作，解决了秦俑坑遗址的防霉问题，还帮助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建立起全国第一家文物保护微生物实验室。纺织品文物保护重点科研基地以项目合作的方式，与瑞典、俄罗斯、韩国等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从合作方所藏中国纺织品开始，到研究他国的纺织品，构建国际通道。2015年10月，中国丝绸博物馆联合12国24家专业机构和团体签约成立“国际丝路之绸研究联盟”，在相同的话语体系下，致力于资源调查及数据库建设、认知保护关键技术研究、人才交流和联合实验室建设、丝绸之路联展、传统纺织工艺传承与创新等。古陶瓷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积极推动中国沉船、国外博物馆收藏中国古陶瓷、远东地区金代城址出土中国瓷器的窑口溯源，参与策划承办了“一带一路”科技文化展之“青出于蓝——青花瓷的起源、发展与交流”特展，该展览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闭幕之际在上海科技馆开幕，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此外，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协会自2007年成立起，就针对东亚地区面临的共同的、关键性问题，选择不同的主题定期召开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组织下，以解决纸张保护问题为目的的 “东亚纸张保护方法与纸张制造传统”项目，吸引了中、日、韩、北朝鲜、蒙古5个东亚国家相继参与，历时7年多完成，在保护文化多样性等方面进行了实质性的探索，文化多样性的维护体现在项目进行的各个层面，甚至项目最直接的成果《东亚纸质文物保护导则》也是参与国各自一本。

　　“文明因交流而精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为响应建设“一带一路”、提高“文化自信”等时代发展要求，2017年，由国家文物局指导，国内外文博机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相关企事业单位共同组建丝绸之路文物科技创新联盟成立。联盟聚焦“丝绸之路”和“科技创新”，不仅着力解决我国丝路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保护与传承，也放眼世界，愿为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文物科技创新提供资源共享、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这是一个具有国际性的多层跨界合作开放性平台，金属、纺织品、硅酸盐、纸张等27家国家重点科研基地是联盟的中坚力量。

　　为了切实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力的文字都活起来”，国家文物局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国家战略，将“数字创新”作为优先领域，聚焦需求，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等高新数字技术的支撑作用，联合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信部、财政部，出台了《“互联网+中华文明”三年行动计划》，以将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与发展深度融合，深入挖掘和拓展文物蕴含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时代精神，丰富文化供给，促进文化消费，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文物合理利用的新模式和新业态。

　　行动计划于2016年开始实施。实施三年间，先后与腾讯、百度、网易、中国移动等互联网、通讯巨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这是在跨部门合作的基础上，国家文物局迈出的政府与企业合作、资源融合的实质性步伐。《博物馆馆藏资源著作权、商标权和品牌授权操作指引（试行）》实用手册的出版，《关于促进文物合理利用的若干意见》等一系列政策的相继出台，形成了鼓励创新的“组合拳”，各领域务实合作渐次开花，“互联网+中华文明”的创新态势持续向好。

　　“文物+旅游”“文物+教育”“文物+创意”等新兴产业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节目热播，“文物带你看中国”“故宫社区”“数字敦煌”等精品展示使文物插上互联网翅膀，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因为科技的有力支撑，文物活起来已成为新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的鲜明特征。

　　2017年，作为唯一参展的文化文物单位，国家文物局 “互联网+中华文明”数字展览出现在在浙江桐乡乌镇国际互联网会展中心，千里之外的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帅气十足的兵马俑，紫禁城里的端门数字馆、西北边陲的敦煌莫高洞窟，还有那些丹青名画、养眼怡心的时尚文创产品……将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的成果形象呈现出来，给观众一个又一个惊喜。2018年4月，在福州举行的首届数字中国博览会上，以青花瓷为基调、体现蓝色海洋般博大胸怀的“互联网+中华文明”展梅开二度，既展示了作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发奋图强、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恢宏壮丽的精彩故事，也清晰地展现了当代生活里文物所凝聚的时代精神和独特魅力。

接着，在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在国际版权交易博览会上，在全国文博单位文化创意产品联展上，上海、义乌、香港、美国拉斯维加斯、德国法兰克福，从内地到香港，从国内到国外，“互联网+中华文明”孵化的成果，将它中华深厚文化滋养出的“丽质”与“清气”恣意地绽放在展厅、在人们的心田。

　　2020年，面对新冠病毒的肆虐，在抗疫狙击的特殊时期，国家文物局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创新成果彰显出独特魅力，文物的预防性保护有了数字化的手段，研究更加便捷、通畅；通过数字通道，将文物的安全监控24小时无死角；建立起与公众的“超级链接”，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活动线上呈现。文物海报、云上逛展、云上旅游、云赏珍宝、在线课堂……将文博人忠诚的祝福送给禁足家中、共克时艰的男女老幼，将文物的精彩故事送进千家万户，绽放出文物所蕴含的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为抗疫驱毒加油。

　　新时期文物科技保护队伍建设继续多方面发力。其中，国家重点科研基地以科研为支撑，以成果应用为目的，多学科、多单位协作，通过实施文物保护工程，设立工作站，培养人才、锻炼队伍，成为砺练科技领军人物的主战场。仅第三次评估的22家科研基地就有36名专业人员被列入国家级、省级人才计划。一批长江学者、国家杰青人才相继涌现，逐渐成为文保科技工作的骨干力量。为了建立竞争性和稳定性相结合的支持机制，营造良好学术研究和科技创新环境，培养造就一批青年科研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2013年11月，国家文物局针对文物保护前沿、基础、共性或关键科技问题，启动了文物保护科技优秀青年研究计划遴选工作。经过几轮角逐，2014年6月，周旸等13名青年选手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得国家资助、开展文物保护科技研究的项目领军者。

　　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秉持创新理念，以开放、包容的心态，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学科间、机构间、部门间、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外的交流与合作，积极开展跨学科、跨领域、跨行业、跨部门的协调创新，并促进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改革与创新；聚焦基础研究、技术研发、装备研发、保护制度与规范标准研究、保护研究平台的建设以及多层次保护人才的培养等关键问题，形成了若干成套技术和系统解决方案；并将新技术革命的最新成果引入本行业，行业科技基础条件有效改善，一批重大科研成果脱颖而出，行业整体创新能力进一步加强，基本建成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的科技创新体系。

　　二、成就

　　70年来，我国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经初创到成熟发展，以保护需求为牵引，以问题为导向，保护了大量珍贵文化遗产，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1.文物保护方针、原则的确定

　　我国近代的文物保护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经历了主要依靠传统保护经验开展保护，到盲目引入现代科学技术和新材料，再到强调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修复技术相结合，加强保护前期研究的文物保护三个阶段，文物保护的方针、理念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文物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确定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确立了“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可再处理”等保护原则。2004年，国家文物局与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共同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建立了一套可操作的保护程序和成熟的保护理念，并以敦煌莫高窟第85窟保护为例，对准则的理论、可行性进行了验证。2010 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开始了《中国准则》的修订工作，历时4年完成，于2015年发布。这些法规和准则的制定，为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理论，有效真实、全面地保护文物，并延续文物的历史信息和全部价值，奠定了理论基础。

　　2.文物保护概念与内涵的不断拓展

　　文物保护从最初的只是针对受损文物进行技术处理和消除病害，发展到对文物价值的认知，对文物病害的检测分析及机理研究，对文物保存状况和保存环境的研究，对文物材质及保护材料的研究，对文物修复技术、养护技术和复制技术的研究，以及对文物进行预防性保护和微环境控制等。文物保护概念从小到大，文物保护工作由简单到复杂，变成了包罗万象和涉及广泛的、交叉融合的综合科学。

　　3.文物保护的科学管理体系初步确立

　　近70年来，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文物保护的管理工作，逐步形成了依靠法规强化管理、依靠规划引导管理、依靠标准规范管理和依靠技术手段辅助管理的科学管理思想，初步形成了适应文物保护科技发展的科学管理体系，能够及时针对新时期出现的新问题，积极开展管理创新的探索与实践。特别是在重大科技项目管理中引入第三方评估咨询制度，探索并实践了科技评估咨询活动由“自然人”行为向“法人行为”的转变，实现了科技项目管理制度的重大创新。始终注重顶层设计，通过制定科技发展规划，聚焦发展目标，明确不同时期的重点任务，强化了保障机制。实行文物保护机构的资质管理，避免了因设计和修复单位遴选的盲目性与随意性，造成不当的保护修复行为对文物产生不可弥补的损害。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不断优化开放合作机制，充分发挥文博单位、高校、科研院所，以及高新技术企业等各类创新主体的资源优势，有效改善了行业在基础研究、原始创新和技术产业化等方面的不足。进一步完善了创新环境，注重培育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制，鼓励创新成果和创新人才，形成了激励科技创新的价值导向和文化氛围，我国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工作正在迈向科学化和规范化的新阶段。

　　4.文物保护工作日渐标准化、规范化

　　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文化遗产保护标准化工作正式纳入国家标准系列，文化遗产保护的标准化时代正式到来。2006-2019年，针对行业标准化体系建设、文物保护材料检测及准入体系研究、保护关键技术等方面进行标准制修订工作，先后设立了“全国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文物保护专用设施分技术委员会”和“山西省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积极推动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筹建工作，会同国家标准委已与欧盟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等相关机构进行了沟通。从文物病害与图示、保护方案编制，到对保护修复流程、馆藏文物管理等方面，共立项345项标准制修订项目，已发布39项国标、95项行标，有效促进了可移动文物保护和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提高了文物保护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取得了可喜成绩和宝贵经验，有效实现了文物保护、研究、利用、管理等全方位的质量与安全技术控制，为文物保护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提高文物保护的安全性、可靠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5.文物科技保护创新平台与队伍不断壮大，人员结构更加合理

　　作为国家社会发展领域首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通过验收，国家文物局分7批设立了33家行业重点科研基地，组织开展了文物保护领域文物保护物联网等专业性创新联盟和区域创新联盟建设的试点工作，与中国科学院等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为文物界和科技界联合攻关和开展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与工信部合作，成立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化及应用协同工作平台，共同打造“制造商+用户”、“产品+服务”相结合的新模式，实施了一批文物保护装备示范项目，启动了国家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基地（重庆）建设。在总结以重点科研基地等为平台、通过项目培养文保科研人才的经验基础上，创新培养模式，着力培养既专又广的T形人才。开展了文物保护科技优秀青年研究计划，将选拔人才与科研攻关相结合，通过科研项目扶持的方式和稳定的经费资助，鼓励青年科技人员脱颖而出，领衔开展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等工作。

　　截至目前，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国家级保护修复机构，行业重点科研基地、区域创新联盟、专业创新联盟、文物保护科研联合体及基层文物保护科研力量组成的多层次文物科技保护组织机构框架已经建立，并且吸引了许多高等院校加入到文物科技保护工作中来，为文物保护科技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凝聚了力量。人才队伍不断壮大的同时，人员结构更加合理，已发展成为集化学、物理、生物、文物保护、文献、历史、考古、计算机、数字通信等诸多学科交叉融合，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文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互相合作的“集团军”，为有效保护众多的馆藏文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6.研究成果日益显著

　　广大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勇于实践，刻苦攻关，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抢救保护了大量珍贵文化遗产，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现代科技的引进和多学科的融合，拓展了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内容。成分与结构分析技术，碳十四、热释光等测年技术，电阻率法、电磁法等现代勘测技术，为文物价值认知、病害分析检测、本体保护等研究提供了新理论、新手段。如上海博物馆“前剂量饱和指数法测定瓷器热释光年代”项目首次将“前剂量饱和指数”原理应用于中国古瓷器的真伪鉴定和年代测定，测定瓷器年代快速、准确、直接、可靠和取样量少，真伪鉴定的正确率在９５％以上，对瓷器年代的可测率在９５％左右，为古瓷器热释光测定年代开创了新的局面，获得国家文物局首届科技创新奖一等奖。与此同时，现代科技和传统工艺的结合得到进一步的重视，青铜文物保护传统工艺科学化研究、木结构建筑保护传统工艺科学研究取得阶段性进展。“古代建筑油饰彩画保护技术及传统工艺科学化研究”，系统分析了油饰彩画传统工艺中各物料间的相互作用，从揭示微观结构特征与宏观性能的关联来科学认知传统工艺，首次使这一工匠的传统经验上升为科学理论。

跨行业、跨领域、多学科的融合，使行业基础性关键科学和技术前沿问题取得突破。在国家文物局评出的37个文物保护科学和技术创新奖中，绝大部分都是融合的成果。其中，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敦煌研究院、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等11家单位联合完成的973重大项目《脆弱硅酸盐质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基础》尤其具有代表性，项目的实施，在原位科学认知、无损分析检测、文物病害机理、保护效果评价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2016年，荣获国家文物局“十二五”科技创新一等奖，2020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馆藏文物修复技术取得重要进步，文物保护修复共性、关键技术填补行业部分空白。在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秦俑彩绘保护、法门寺出土丝织品保护、饱水简牍和漆木器脱水保护、旧纸张保护、出土铁器脱盐保护等方面，现代科技都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特别是近年来，针对脆弱易损文物，加强联合攻关，在出土文物现场提取、出水文物凝结物去除、糟朽丝织品的揭展与加固、壁画脱盐等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填补了行业空白。

　　（3）大量新材料的研制，并应用于文物保护工作。在对劣化损毁文物进行保养修复的实施过程中，需使用文物原件之外的材料去完成黏结、加固、充填、补配、封护、缓蚀、除锈、去污、脱水、脱酸、杀虫、灭菌等技术工艺。在几十年文物保护科研项目中，新材料的研制、引进、应用成为热点。如铁器防腐封护材料双唑胺和SA树脂；劣化纸张丝网加固材料聚乙烯醇缩丁醛（PVB）；饱水木漆器脱水定型充填加固剂聚乙二醇（PEG）、乙二醛、糖醇等。“考古发掘现场出土脆弱遗迹临时固型材料研究”，首次筛选并合成了具有梯度熔点、升华性能可控的薄荷醇、香豆素以及乙基麦芽酚等多种临时加固材料，成功地实现了文物由考古发掘现场到专门实验室的安全转移；实现了考古发掘现场遗迹保护的可控去除，使考古发掘现场遗迹保护从被动转入主动，在多个考古发掘现场发挥“威力”。

　　（4）现代技术移植应用于文物保护科技领域。将新技术工艺移植到保护科技领域，必须根据文物的特殊性进行试验研究，才能获得成功。如将微波技术用于有机质地文物的杀虫灭菌技术；将冷冻干燥技术应用于河姆渡饱水木质文物的脱水定型；采用化学方法干缩变形木质文物润胀复原；“生物技术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研究——出土丝织物加固处理”，首次将生物技术应用于文物保护领域，利用生物通过新陈代谢作用跟周围环境进行物质交换的特性，修复填充织物内损失的物质，活化出土丝织物被损坏的质结构，有效地解决出土丝织物腐、脆等根本性难题。

　　生物技术对出土；应用直流电阻率法勘探地下文物；应用软X射线对漆器等无损探伤；应用扫描电镜、光电子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电子探针、CT扫描等分析检测文物；计算机技术、物联网数字技术等在文物保护领域的应用等。

　　（5）传统技术的继承和发展。传统修复保养工艺的发掘应用和研究改进使传统技术更具活力。我国古代保护纸质文物的药物防虫技术，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工艺，载入古籍和流传民间的各种防蛀药物，经研究筛选后继续供现代使用。如复方中草药杀虫剂，是由花椒、丁香、肉桂等10余种挥发性强的中草药复配而得，对毛衣鱼、烟草甲幼虫具毒杀作用；长效防霉防蛀装裱粘合剂，是以淀粉为原料，直接合成的，具备装裱性能和防霉防蛀双重功能，稳定性好，不易水解。

　　（6）古代科技研究成就显著。在对文物进行保养、修复、复制和分析检测的过程中，获得了大量的古代信息资料，为研究古代各类文物的制作工艺史、科技史和艺术史，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如东汉水银沁铜器表面处理技术的研究；东周铜兵器菱形纹饰的研究；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等。尤其是“东周纺织织造技术挖掘与展示——以出土纺织品为例”等指南针计划项目的实施，突出了科学测试方法对文物研究的作用，揭示了自然科学技术在文物价值挖掘方面的巨大空间。“中国古代车舆价值挖掘及复原研究”项目通过对田野考古发掘获得的文物，进行了全面的信息提取，通过科技检测分析和模拟数字复原，在传统工艺研究和复原相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家塬墓地出土豪华车辆的原材料、原工艺复原，同时在古代材料、工艺研究和复制上也有新突破和创新性发现。形成了一整套流程，“操作的模式具有可复制性”。这是“一个开放的领域，预示着考古研究未来发展的走向”。

　　（7）文物预防性保护科技取得实质性进展。针对不同类型文物的预防性保护科研任务，国家文物局部署并实施了一批科技示范工程。例如，敦煌研究院综合运用风险管理、游客承载量研究、环境监测等理论和方法研究成果，为莫高窟的预防性保护和应对旅游高峰期超大客流压力提供科技支撑；应用于遗址博物馆的气幕阻隔-辐射调控技术、雾状喷淋补水取得重要突破，得到了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界的高度评价。上海博物馆等单位承担的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应用技术研究”“珍贵文物保存环境控制关键技术研究”等专项，在文物预防性保护理念拓展、博物馆环境监测、调控、评估技术等方面开展研究，取得一批研究成果，提出了基于洁净概念的文物保存微环境评估体系的理念和内容框架，倡导通过有效的质量管理、监测、评估、调控干预，抑制各种环境因素对文物的危害作用，努力使文物处于一个“稳定、洁净”安全生存环境，尽可能阻止或延缓文物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改变乃至最终劣化，达到长久保存文物目的的理念；馆藏文物保存环境监控系统解决方案进一步优化，在国内45家博物馆投入使用。这些研究与实践成果的取得，为提升我国文物预防性保护能力奠定了扎实基础。

　　（8）考古技术方法体系进一步发展创新。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和文物保护意识的逐渐加强，现代科技和文物保护与考古发掘结合得更加密切。文物保护工作已经前置到考古发掘现场。针对多维信息提取、识别、释读与现场应急保护等考古领域关键技术问题，加强多学科结合，探索从宏观、中观、微观等3个层面构建完善考古技术方法体系。天空地一体化遥感考古技术取得重要进展，初步建立了国内外首个遥感考古波谱数据库。尤其是首个“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研发，实现了传统实验室和保护修复室与考古发掘现场的相贯对接，为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和及时保护出土文物提供了技术可能。通过文物出土现场保护移动实验室的和示范应用，进一步优化了考古发掘现场快速检测、信息提取、应急保护、数字化记录与管理系统解决方案。脆弱彩绘文物无损提取、纺织品遗迹鉴别技术取得重要突破。碳十四测年、DNA分析、同位素分析、微量元素分析和金相分析等实验室考古技术快速发展，填补多项学术空白，北京大学碳十四测年实验室参加了国际实验室比对，位居世界前五位。国家文物局与科技部等部门共同建立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实施，实证了中华文明5000多年历史绝非虚言，构建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协同创新的研究范式。

　　（9）互联网数字技术提升公共文化服务能力。藏品信息管理系统逐步推广应用；国家科技专项“中国珍贵文物数据库” 顺利完成；文物调查及数据库管理系统建设项目的试点目标基本实现；一批文博网站先后开通，数字博物馆建设方兴未艾；特别是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计划的实施，从信息资源、内容IP、创意、产品、渠道到消费的全链条设计，彻底打通产业链条，跟经济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进行融合，培育“文物+旅游” “文物+教育” “文物+创意”等新兴产业模式，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文物的当代价值不断挖掘，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大大提升。如今，古老的故宫文化与日新月异的互联网数字技术“碰撞”出越来越多的、公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成果，《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故宫》以及由多系列的文创产品构成的“故宫品牌”已经深入人心，频频走红，优秀传统文化的动能不断创造奇迹。在敦煌，莫高窟人以开放、包容、合作的丝路精神，热情拥抱互联网，“保护、研究、弘扬”三位一体，跨越时空，更加紧密、有机地连接在一起，使古老的石窟褪出历史的尘埃，实现了 “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全球共享；实现内容与传播形式的完美结合，在满足公众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传递多元、融合的敦煌文化，演绎“国之交在于民相通，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同样，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院、中国丝绸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国内大型文博单位也积极与相关企业合作，面向社会提供的丰富文化产品和服务，以互动体验、虚拟展示、文创产品等多种方式，探索文物与相关领域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大量满足人民需求，符合时代特色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文化体验活动的不断呈现，吸引了大批“文物粉丝”，显示出文物的强大吸引力。培育了大众“文物情怀”，使逛博物馆、走近文物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三、展望

　　目前，我国共有不可移动文物76.7万处。其中，有55处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国备案的博物馆达到5136家，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文物1.08亿件/套。

　　回顾发展的历程，我国文物科技保护呈现出蓬勃发展、良性循环的态势。但面对种类多样、分布广泛、大量亟待保护的客观任务，面对人民群众不断提升的需求，而从业人员相对较少的现实，融合发展的意识还有待提高，文物的价值认知、保护修复和传承利用的基础理论与方法论体系尚未形成，文物保护利用的实践活动缺乏有力的理论指导；系统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待增强；服务大局、服务社会、服务公众的能力有待提升，文物科技保护仍然任重道远。

　　2019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敦煌研究院主持召开座谈会并就文物保护和研究发表重要讲话精神,充分肯定了几代莫高窟人奋斗形成的莫高精神；时隔9个月， 2020年5月11日，习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这是对我国文物保护科技利用是莫大的鞭策和鼓舞，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一个时期，将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我们广大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紧密围绕新时期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的重要、紧迫需求，以文物工作的需要为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聚焦“防、保、研、管、用”五个方向，继续下足工夫，更好地解决文物保护利用的热点、难点问题，丰富文物保护利用手段，全面提升科技的支撑能力，实现文物的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

　　（一）强化基础研究，补强发展短板

　　1.加强馆藏文物价值认知的关键技术研究

　　文物价值是保护利用的前提和基础，文物价值研究是文物保护的核心。文物价值的认知与挖掘是没有止境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不同的时代对文物有不同的认知，不同专业背景的人认识不同，因此，需要用发展的眼光、多学科融合的视角去解读。当下，应该围绕金属、玻璃、简牍、陶瓷、玉器、纺织品、纸张等馆藏与重要出土文物，力争在研发不同材质文物的价值挖掘关键技术及专用装备，研发文物形貌结构信息提取、无损和微损检测、残留物提取与鉴别技术等方面取得突破；加强研究反映各类文物年代、产地、原料、制作技术和生产设施的信息指标体系，以及与之适应的信息提取、存储、处理与分析方法；研究古代器物的制作、使用和流通历程，不同地区材料加工技术的区域特点、发展规律，以及区域间物料流通、跨文化区的技术交流互动；开展传统手工技艺与工业化、信息化融合的创新研究与应用示范，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价值认知、保护和传承利用基本理念和方法论。

　　2.注重文物材质及材质劣化机理的研究

　　文物材质的分析与研究，是保护修复工作的必要前提，对于文物保护修复方法与材料的选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材质劣化机理研究主要通过文物材质、结构特征及其与周边环境的交互影响作用入手，了解文物发生各类病变的产生原因、变化规律，以确定文物病害的诱发因素，病变趋势，并为后期采取科学化的手段终止或减缓文物病害提供科学依据。目前，我国在本体病变特征分析、致病因子、病变与周边环境交互作用关系研究方面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工作，提出了一些腐蚀理论，但对于量化模型的搭建尤其病变影响综合参数的确定方面，在病变发展趋势研究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我们要注重文物材质及劣化机理的研究，为文物保护修复奠定基础。

　　3.加强馆藏文物保护材料性能及保护效果评测研究

　　正如大夫给病人治病，不仅要正确诊断，更要对症下药、有药可医。面对脆弱的文物，不仅要对文物材质及劣化机理有清晰的认识，同样需要有与文物材质适配的保护材料。利用现代材料来保护文物，是一项永久性的课题。材料科学的不断发展，为文物保护提供了广泛的材料源泉，奠定了文物保护修复材料引入和研发的物质基础。但鉴于文物的脆弱性及病变的复杂性，任何材料无论其本身多么优秀，未经试验研究是不能直接应用于文物保护修复的。我们必须依据文物特点和保护修复需求，开展文物基体材料和保护材料结合方式、作用机制研究；对我国现有常用馆藏文物保护材料进行评价示范，提出材料主要性能、功能作用、适用范围、预期效果等评价方法体系，建立保护材料的准入制度，在试验的基础上，确定适合各类文物特质的修复材料、应用条件及范围，遏制因材料使用不当导致永久毁损的教训。

　　4. 推进传统修复技艺的科学化研究

　　实践证明，传统文物修复技术仍是行之有效的优秀工艺，很好地遵守了“不改变文物原状”的文物保护原则。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修复技术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在系统地挖掘整理传统文物修复技艺的同时，要深入开展传统修复工艺的科学化研究，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探明古代工艺的发展脉络，揭示其非凡的生命力和创造力，系统总结科学理论，并客观评价其已不利于当前文物保护的程序和材料，优胜劣汰，促使传统修复工艺更加科学化。

　　（二）抢救预防并重，突破共性关键技术

　　1.加强脆弱馆藏文物保护修复关键技术研究

　　由于多方面原因，有相当部分馆藏文物已劣化变质，甚至毁坏，抢救性修复仍是时不我待的任务。一方面，应按文物的腐蚀损失状况，区分轻重缓急，制定修复任务规划，开展抢救性修复工作。另一方面，要以濒危珍贵文物的修复为重点，开展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尤其要针对馆藏文物与重要出土文物中较为脆弱的纸质文物、古籍善本、纺织品、陶质彩绘文物等，应用现代科技手段，结合传统文物保护修复技艺，研究建立文物本体与病害产物分析检测方法，以及腐蚀劣化过程与环境影响因素的关系，揭示文物腐蚀劣化机理；研究文物清洗、加固、缓释、封护等技术方法，突破文物保护修复共性关键技术壁垒，提升文物保护修复专用材料、工艺和装备，建立馆藏文物保护修复系列技术规程，构建馆藏文物修复的网络化知识服务系统。

　　2.提高保护工作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针对文物的每一次保护过程都是对文物价值再认知的过程，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文物信息的掩盖或流失。因此，在可移动文物保护中加强现代科学检测技术的应用，特别是在保护方案编制和保护实施的关键环节，获取科学数据，并深度分析，将为保护中采用何种材料、何种技术提供科学依据，以提高文物保护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同时，通过科学检测数据的不断积累，为今后相关科研工作提供第一手资料，是研发文物保护新技术、新材料不可或缺的基础数据。

　　3.强化文物的预防性保护

　　不言而喻，救命很重要。与其相比，日常保健则更科学、更可持续。目前，文物的预防性保护已得到普遍重视。监测研究环境、调控改善环境成为文物预防性保护的首要任务。博物馆环境质量优劣也成为衡量评价其管理水平的重要标准。基于此，国家文物局于2006年依托上海博物馆设立馆藏文物保存环境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并将文物保护环境质量标准研究定为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全国相关科技工作者联合攻关，提出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质量检测技术规范》，完善了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检测制度，对保存环境质量和现状评估、研究环境因素对文物的损毁机理、探索有效控制和治理对策、开展文物保护技术研究，优化系统解决方案。未来，应针对风险管理、文物本体微变化监测、文物本体稳定性评价、游客承载量研究等方面，进一步开展突发事件风险应急管理方法及关键技术研究，研发风险管理智能决策支持系统。各博物馆应高度树立风险意识，充分利用现有科研成果，科学调节控制博物馆环境，确保文物的健康与安全。

　　（三）创新传承利用  服务提质增效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赋予文物新生命，让文物在新时代“活起来”，是包括文物保护科技工作者在内的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5G互联网时代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具有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嗅觉体验的下一代博物馆虚拟现实技术、人机交互体验技术、全模态数据获取技术、数字指纹无损隐蔽提取与鉴别技术、一体化云服务技术正在突破；智慧博物馆建设理论、方法和技术体系正在形成，智慧保护、智慧管理、智慧服务，必将为新时代的文物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变革。互联网+中华文明，既是源于文物数字化建设需求，也是科研、企业汲取创新智慧、寻求创新发展的需求，是时代所需、发展所系、人民所盼。“凡益之道，与时偕行”。文物资源与创新创意的融合，将拓展出更加广阔的空间。

　　（四）多方发力培养 壮大人才队伍

　　科技的灵魂在创新，科技的根本在人才。培养文物科技领域急需紧缺的专门人才，仍然是我们坚持不懈的主题。新的时代，要进一步扩大与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合作，通过项目带动，重点培养一批既有丰富实战经验、又有深厚理论素养的战略科学家、领军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和修复人才，建立创新研发团队。完善人才管理评价机制、分配激励机制，吸引人才、凝聚人才，壮大队伍。可以期待，一支梯队化布局，多学科融合，更加有担当、敢作为、能战斗的科技人才队伍将迅速成长壮大起来。

　　回顾近70年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的成就，倍感自豪。我们相信，在全体文物保护科学技术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文物保护科学技术事业将兴旺发达。

参考文献：

[1]谢辰生，吕济民.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2]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修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吕济民.当代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当代中国丛书.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

[4]周宝中.试论文物保护学.上海博物馆集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5]周宝中.发展中的文物保护科学.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1989，1（2）.

[6]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7]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事业改革开放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8]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事业60年.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8]科技部 文化部 国家文物局.国家“十三五”文化遗产保护与公共文化服务科技创新规划.国科发社〔2016〕374号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