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贺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成立40年

——记石质文物保护近期的发展变化

黄克忠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1980年12月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成立至今已经40岁了。我们看到现在她仍然生气蓬勃，在发展进步。会员们战斗在文保科技笫一线的成果显赫；年会，研讨会上的论文质量显著提高；仍然活跃在东亚文化遗产保护学会的舞台上。她对我国文物保护科技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促进，交流作用，值得庆贺。我在文保协会成立30周年时写过纪念文章，过了十年的今天还是写点我最近对石质文物保护的感受，从一个侧面来说明我国的文物保护事业蒸蒸日上的发展变化。

　　一、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为解决石质文物保护的难题，始终坚持前期研究为先，并贯穿到治理的全过程。为此我们越来越重视文物科技保护工作。

　　在十二.五与十三.五文物科技保护规划中，石质文物保护的研究课题占有很大比重，其研究成果中有不少创新点。国家的973项目，开创了硅酸盐质文物保护的基础研究，其中就有开创性的发明保护材料，并获得科技进步二等奖。科技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专题2019年度项目”中，就有＂石窟文物本体风化病害评估系统及保护技术研究”和＂石窟寺岩体稳定性预测及加固技术研究”两项研究课题，有20多个单位参与其中。

　　近期敦煌研究院的研究成果中，有两个值得称道的项目：科研基地建成了我国首个文物保护多场耦合实验室，研发建成了由冬季仓、夏季仓和风雨仓组成，可交替使用的我国首座全气候大型模拟装置，能够全面真实揭示病害发生、发展过程，准确预测和评估加固材料和保护效果的长期服役性能，为预防性保护提供科学依据；针对石窟寺空间结构特性，大规模开展了敦煌石窟数字化保护工程，提出了学术、技术、艺术融为一体的多元导构数字文化，研发了石窟数字化二维与三维采集、加工、存储的关键技术以及适合石窟寺数字化采集与展示的相关设备；制订了石窟寺数字化全流程的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引领了石窟寺数字化行业的发展。

　　2009年正式挂牌运行的＂砖石质文物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在石窟文物表面有害污染物清除技术研究；唐陵石刻及多孔隙文物超声断层扫描技术研究和户外石刻保存环境及本体病害综合监测系统研发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陕西文保中心研究的石质文物清洗方法等成果，已被广泛应用到保护实践中。江苏省文物局下达南京博物院的＂开展露天石质文物保护新技术的应用研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

　　近30年来，在我国15份中文核心期刊的文物保护学术论文中，高被引用的研究热点或集中点，石质文物保护成首位。从一个侧面也看出石质文物保护十分需要科学研究的支撑。上面说的仅是我经历的部分成果，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二、合作交流与援外项目的进展

　　坚持国内外开放交流，建立起重点合作项目，与多个外国科研机构、大学进行长期合作。

　　1989年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美国盖蒂保护所合作保护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承德避暑山庄等项目长达30年之久。在此期间，与敦煌研究院合作内容十分出彩：如对山顶流沙的监测与成功控制；石窟内外环境的监测、预警；85窟整体保护项目；莫高窟整体保护规划以及游客承载量研究等项目，经过艰苦努力，建成了游客服务中心，大大缓减了旅游带来的压力。

　　与意大利的合作最值得称道的成果是培养文物保护人才，从2004年开始又在中国文物研究所建成－个文物保护修复中心。培训中心成立以来，每年都承担不同类型文物及国内外学员的十多个培训班。由中意专家共同授课，成为文物系统首个正轨不间断的培训机构。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在文物保护尤其在石质文物保护方面的理念与技术实力增强，完成由受援国成为援助保护他国文化遗产的转变。从1997年开始我国派往柬埔寨吴哥窟的工作队，相继保护修复了周萨神殿、茶胶寺，最近已经进入吴哥遗址的核心区--王宫遗址开展与柬方合作勘查与保护，同时还对重要的崩密列及柏威夏寺石构建筑遗址开展工作，并被推举成主席国。可见我国在国际文物保护界的实力和威望在不断上升。

　　三、石窟保护工程（勘察、设计、施工）成效显著

　　大足石刻、乐山大佛、龙门石窟、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广元千佛崖等保护工程中都体现了现代理念与先进的保护技术，在稳定性加固，风化防护，预防性保护，监测技术，数字化记录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

　　例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中国地质大学等团队对风化十分严重的云岡第9、10窟前的4根列柱，进行受力边界条件静定荷载测量，分析其抗压长期强度的影响因素受岩性颗粒大小、胶结形式和胶粘物成分、密度、孔隙率、含水量、温、湿度等影响，用经验公式推求其长期强度。随后对列柱每天掉落的岩粉收集称重，分析。使用声波仪、探地雷达、红外摄影、热相仪等进行风化深度的无损检测，计算立柱半风化断面积。通过三维模拟的位移和应力分析，找出应力集中的薄弱部位。用强度折减法计算其稳定性，为下一步保护加固提供了可靠依据。

　　占全国石窟、石刻近三分之－的川渝地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与当地的文物保护工作者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在石窟岩体特征；石窟造像彩绘病害；水患病害；岩石分析及数据采集；生物病害调查与监测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并在大足石刻、广元千佛崖、牛角寨、弹子石石窟实施了保护、修复工程。

治水工程的成功案例中都始终离不开大量的研究工作：如大足宝顶的卧佛、龙门石窟的潜溪寺治水全过程投入的试验、研究，都已取得成功的经验，但至今防止石窟渗水仍是主要研究治理对象。

　　从2010年开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单位在李最雄先生对甘肃大地湾“仰韶水泥”的研究基础上，开展了对国产水硬性石灰改性料姜石和阿嘎土作为岩土文物的修复加固材料进行了研发，对其物理力学性能、标准性能的测试，硅酸盐材料经过科学改性后，应用于我国石质、土质文物的加固，如广西花山岩画、承德避暑山庄石质文物修复保护工程，具有推广意义。

　　我亲身经历了国庆50周年对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清洗和70周年对天安门华表的清洗，目的是为了保证庆祝活动的安全和整洁。如果从保护文物角度考虑就显不足了，纪念碑身的花岗岩与金字，是耐风化的，但下面已经风化的汉白玉雕刻与栏杆，只清洗不防护，在周边污染环境下就会加速风化。同样道理，汉白玉与石灰岩质的华表，只做清洗也会留下隐患。其实对天安门地区石质文物的病害调查已有几个单位做过不少工作，可惜至今尚未列入保护的计划。紧临它故宫内的石质文物也是调查、试验多年，却未见有实际的保护行动。

　　对遗产地文物的日常维护已被提高到未来的保护策略高度，它可以延长文物保护加固的周期，成为预防性保护的内容之一。我们看到这几年在许多遗产地尤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石窟，做出很好的成绩。但是也发现个别的遗产地将它延伸到直接在文物本体上使用化学、机械手段，而没有进行充分的评估、验证其安全性和耐久性，有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害。如何将日常维护与保护修复区分开，需要有规范、规程来约束。

　　四、重视人才培养与团队精神

　　据统计全国文物从业人员由70年前的2.6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16余万人。已有20多所高校设立了文物保护与修复技术专业。愿意到各大石窟的大学生、硕士、博士生也越来越多。

　　敦煌研究院现在仅保护所的研究人员就有150多人。83岁的李云鹤先生至今仍在现场第一线爬架子修复壁画与彩塑，技艺被中外专家一致评为第一高手，而且祖孙三代一起干。在这70年中，他们几代人，做出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大事。敦煌研究院的知识分子自称为山沟里的人，现在却是公认的国内文物保护界的一面光辉旗帜，已站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舞台上，成为光彩夺目的一颗明星。

　　五、有关理念、准则的讨论

　　1、关于石质文物保护理论系统。这是敦煌研究院苏伯民先生首先提出的，他认为这方面的研究欠缺。我理解这个系统应包括遗产认知、价值研究、保护原则等内容。要成为大家一致认可的保护理论系统还有不少工作要做。首先从近年争论的保护项目说起，大足石刻宝顶的千手观音及涞滩石窟造像保护修复中的贴金问题，以及最近被网上炒作的乐山大佛表层排险工程，都牵涉到对文物的认知、价值与保护理念。保护是为了延续历史信息及文物价值的保存活动，保护的概念，不仅是了解过去的建造与修复和现在的保存、加固、维护，还要关注未来的可持续或与现代贴近生活，参与生活，和谐兼容的使用途经。因此，我们对遗产地的认知，除了文物存在的要素外，还包括主观精神感知如集体记忆、情感和经历的载体。从保护理念看，最初提出的修旧如旧，有若无的观念到后来提出不改变文物原状及环境保护的理念。这都是在我们大量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此外，文物法中”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我们能否理解为是对保护工程的要求，而对文物保护的原则应以价值为基准。我们在保护实践中由于对保护价值观，真实性和完整性的不同理解，什么情况下需要保存现状，或可以恢复原状，往往把握不好。正在修复中的榆林窟大佛，由于自然原因头部突然倒塌，后来经过敦煌研究院仔细的进行原状研究，调查和评估，修复方案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即使这样，施工负责人李云鹤先生的团队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反复修改达三年之久，这能否说是修复原状的典范？因而如何建立起一个完善的文物评估数据库和要素系统，真正做到评估的全面和科学，有一套系统的石质文物保护标准和技术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2、关于石质文物的预防性保护问题，人类的生存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如酸雨、污染、台风、暴雨等。现在的问题是预防性保护如何在露天的石质文物中实施呢？是否可从加盖保护性建筑，变成可控的小环境；进行安全可靠性评估，设立专家咨询功能：实施监测，建立档案、数据库；重视日常保养等方面入手。

　　加盖保护性建筑是比较常用的手段，它可以变成可控的小环境。但也不是简单易行，谁都可做的工作。它涉及保护理念，建筑形式是否与环境协调，对文物本体是否真的起到保护作用等多种因素。我们从已建成的云冈五华洞、广元千佛崖试验段保护建筑、周口店猿人遗址保护大棚和龙门石窟潜溪寺的仿唐木构建筑等处，听到的意见是褒贬不一，争论不断。所以我们还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尽量减少遗憾。如要始终将文物尊为主角，保护性建筑不能喧宾夺主，去宣扬设计者的思想；建筑形式易简不宜繁，建筑材料易轻不宜重，并具有可逆性；要全面考虑文物的历史、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以保护文物的基本功能需求为主，找到最适合文物保护环境的方案等。但我们也知道，不是所有露天石刻都能盖保护棚，它受到许多条件限制。也许前辈经常建的窟檐更能解决问题。

　　如何将前面提到的安全性、可靠性与风险评估结合起来，在实施保护方案之前就开展此项研究。如对文物进行现状评估，全面的价值评估，保护措施的安全可靠性分析，如结构力学分析等。必要时进行室内模拟试验，这才能保证修复后对历史信息的真实传承。

　　我们要认识到从抢救性保护转入预防性保护的时期会相当长，因为当前要抢救的石质文物还有很多。石刻风化是慢性病，但不少文物已病入膏肓，接近死亡，应列入抢救范畴，而当前看到已将文物保护重点放到预防性保护上面，对于石质文物的抢救性保护依然做得不多。不能认为我们不去做就不会犯错误，如果在我们这几代人时间内，石质文物因没有受到有效保护而大量消失，我们文物保护工作者会受到良心的谴责。

　　3、关于对文物法三大价值的争论。这是由’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2015年修订版中，又加入了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引起的。至今一些专家还认为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就可以，其他都是衍生价值。而我们在准则修编的讨论中认为：文化价值包含了文化多样性，文化传统的延续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等相关内容。它主要表现在石窟寺体现的民族文化，地区文化，宗教文化的多样性特征所具有的价值，石窟环境，自然景观等要素被赋予文化内涵所具有的价值。要与人的特征要素联系更加紧密，使石窟的保护与管理更加贴近生活，参与生活。社会价值包括纪念，认知，审美和实用。通过石窟内的彩塑，壁画，文献等，在知识的记录，传播，传统技艺的传承，社会凝聚力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如大足宝顶千手观音的修复中，对于宗教文物所具有的社会性和非物质的无形价值，从精神层面考虑就是社会价值。石窟寺还是信徒朝拜神灵的地方，成为他们追求的和谐，理性，秩序的理想世界。大足宝顶的圣寿寺作为宗教的活动场所，它与大佛湾摩崖石刻应看作是相互相存的有机整体，因为大足石刻就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宗教遗产，信教者应有其活动的场地。此外，石窟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公众应了解它的保护情况，有责任和义务对石窟的保护、管理提出建议，实施监督。以往一些遗产地的保护规划中将当地民众完全分离的做法是有问题的。使得它与当地民众的记忆、情感等毫无联系，以往热闹的赶场、香会、民俗活动也被赶走了。

　　最后，我们为有幸参与文物保护工作而高兴，我们从事文化遗产保护是充满阳光的事业，中华文化的根需要从老祖宗的传统遗产里寻找，是为我国民众的文化自信找到根源，添加养料。也是民众身份认同的纽带，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紧密关联。大家是在为增强国家的软实力而努力着，为此而永葆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