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5日，我会与首都博物馆联合主办的“中国馆藏文物保护系列讲座”第三讲在如期在首都博物馆多功能厅开讲。本次讲座邀请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潘路研究馆员，主题为《金属文物的科学保护及相关问题》。讲座由首都博物馆党委副书记靳非主持，来自故宫博物院、北京科技大学等机构以及社会各界百余名听众聆听了本次讲座。

潘路研究馆员讲座现场

首都博物馆党委副书记靳非主持讲座　

　　作为国内金属文物保护研究领域的资深专家，潘路先生多年来专注于金属文物的分析研究和保护，主持完成国家科技部、国家文物局多项金属文物保护课题的研究。在两个小时的讲座中，潘路先生首先阐释了文物保护相关的基本概念，回顾了近现代文物保护的发展史与文物保护哲学理念的形成与发展；然后就金属文物的常见病害、分析检测方法、保护程序等问题进行了重点介绍。

　　潘路先生首先从文物的重要性入手，从我国文物的体量大，保护力量薄弱、室外文物环境恶劣、考古现场大量的文物信息损失等几个方面介绍了我国文物保护的现状。并对文物、文化遗产、保护、修复以及预防性保护等概念进行了细致的阐释。

　　然后，潘路先生介绍了国内外文物保护发展简史。我国在春秋时期已有制作赝鼎的记载，历经宋代“金石学”的兴起，再到清末崇古好古之风盛行，中国的文物修复复制技术逐渐发展并形成独立的行当，但科学保护的兴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初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多个重要博物馆和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的成立，而现代保护的起点则是上世纪90年代与国外的一系列合作。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文物保护事业逐步走向成熟和兴盛。在国际上，随着工业革命带来的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文物造成了巨大破坏，加之考古学的兴起促使了大量文物出土，传统的修复手段已不能满足文物保护的需求，化学家和其它自然科学家在19世纪中叶开始参与到文物保护行业，促进了行业迅速发展。

　　潘路先生还重点讲述了文物保护哲学的渊源和发展。勒·杜克（Viollet-le-Duc）和拉斯金（John Ruskin）对于建筑遗产保护方面截然不同的理念争论使文物保护的哲学迅速发展，意大利学派综合两派的观点，形成了以“最小干预、可逆性、可识别性”为基本原则的保护修复理论，在国际上广为接受。中国主要吸收意大利学派的观点，在保护修复的时候把科学分析研究作为重要前提和依据。但潘路先生也强调，这些原则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比如最小干预原则，西方认为，艺术是不能创造的，缺失的部分如不影响结构稳定，则不应进行修补。这是因为西方修复的大多是艺术品，艺术品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而东方的许多文物具有对称性，比如部分青铜器和油饰彩画，在足够的资料支撑下可以进行一定程度的修复。

文物保护的哲学理念　

　　在金属文物科学保护相关问题的讲座内容中，潘路先生首先对文物的病害进行了阐述。他提出病害是文物在埋藏、保存、流通、展示等过程中，因受到了物理、化学、生物以及人为等因素而造成的损害。以金属文物上的病害为例，可将病害分为活动性病害、潜在病害、稳定病害。随后潘路先生介绍了金属文物常见的病害图示和文物档案中的标识方法，并强调这是保护过程中病害处理的重要依据。

金属文物的病害　　　　　　　　　　　　　　　　　　　　　　　　　　铁质文物部分病害图例

　　其次，潘路先生介绍了金属文物分析检测的方法和发展情况。分析检测是文物保护的前提，只有对金属文物本身的材质、锈蚀、铸造工艺和加工工艺等都有一定的认知，制定的保护策略才是有针对性的。随着科技的发展，分析手段从有损走向无损，从单一走向综合，从定性走向定量，从实验室走向现场和原位。

　　　　　文物结构的宏观认知　　　　　　　　　　　　　　　　　　　　　　　　文物的微观分析

　　然后，潘路先生详述了金属文物的规范保护程序。程序包括建立科学规范的保护档案、编制保护方案、进行保护操作、存放和展示文物以及对其环境进行监测和控制。潘路先生强调在档案建立过程中，需要对文物的基本信息、收藏流通情况、早期修复信息、分析检测数据以及出土文物的环境条件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记录。此外，在保护操作过程中，出土文物表面常会保留很多考古学痕迹，携带非常重要的信息，在现场保护和实验室清理阶段要留心观察和留取。

　　最后，潘路先生展示分享了部分典型的金属文物保护案例。

嵌金银铁器、错金银器物的保护　　　　　　　　　　　　　　　　　　　　　陕西蒲津渡铁人铁牛的现场保护

　　讲座结束后，潘路先生还与现场观众进行了热烈的互动交流，并就金属文物的病害分类、保护处理技术和材料的科学性、文物档案记录等现场观众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和说明。

撰稿人：邹非池